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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部海防衙门？兵部海防大臣？”朱由校重复了一句，并且皱了皱眉头，并没有直接回答韦宝的话。
韦宝心中一惊，和之前想的一样，这个朱由校，果然不是什么完全不管事的人，他只是受挫折受多了，管怕了，觉得躲在幕后，让魏忠贤在前面折腾，要远比他自己亲自上阵好的多而已。
但是关乎到财政和军事上的举措，朱由校是很小心的。
朱由校不吭声，韦宝也不催促他，继续做自己的木工活，仿佛刚才啥也没有说过一般。
两个人一时间似乎没话说了。
朱由校心里有本账，韦宝现在的官职是翰林院侍读学士、内阁中书舍人掌制、都察院经历司经历、大理寺左寺丞。
虽然有四个职衔，但是前面两个都是虚职文官，并没有什么权力，只是方便入宫，而后面两个是实权文官，但都是司法衙门，只是监督百官，清查律法，况且是京官，容易掌控。
但是韦宝主动要求设立的这个什么兵部海防衙门就牵涉到很多事情了，首先是海路将被开通，将打破大明一贯的海禁策略，其次是增设一道兵部衙门，也意味着多出一支人马来。韦宝说是他出钱，但是朝廷的军队，怎么可能让一个私人出钱养活？那样的话，到底这支军队算是你韦宝的军队，还是算大明朝廷的军队呢、
朱由校是贪玩，是受不了挫折，是没有政治天赋，但并不是傻，皇家的人，基因普遍是优良的，绝对不能说不聪明。
“韦爱卿，设置兵部海防衙门这个事情，朕会考虑的。此事关系重大，不能仓促决断，必须交内阁商议。”朱由校道：“而且，朕看来，很难！大明一向依靠的是漕运，突然开海运，牵扯到了许多人的利益，怕惹出乱子来。”
韦宝大概料到皇帝会这么说，并没有着急，就怕你不开口，而不怕你抵触！
开口的抵触和不开口的抵触还是有分别的，只要肯开口，就证明有去想过，而不是拒绝去想。
明政府倾向于在前台维持一套僵硬的官僚体制，在后台进行调整和控制。
虽然明廷因实际情况而不得不做一些改革，但在同时又尽力维持已经设置起来的官僚体制，甚至为此不惜折中解决官员职能。
这样，虽然例外增加了一些临时性机构，但明廷从未设法对政府机构做定期调整，总是继续维持着官僚体制的表面性。
存在着职责规定不明、职务断裂、双套中央政府机构、机构重叠之类的毛病。
漕运总督一职的职责没有清楚地规定，担任者就有机会显示自己的个人特性。
既然此职的职掌五花八门，这就需要任职者的才能全面，能够发挥自己的创造性。
事实证明，担任此职的，从整体来看，都是一些精力充沛、意志坚定、处事果断的官员。
在原本的历史中，在大明王朝的八十多名漕运总督中，有32位随后成为内阁成员。
现在的漕运总督实际上就由冯铨兼任。
考虑明代内阁职位经常被势力强大的人物长时期独占，这个纪录就值得注意。
明政府在清江浦设有检查站，负责征税、打造船只。
原来的货物税，实物征收，包括木材、竹子、铸铁、石灰、麻、煤和桐油。
其他物品则由淮安府负责征收通行税。
检查站官吏由淮安知府派任首席代表、办事吏员，工部清江浦分司郎中派任副官，山阳县派遣卫兵和勤杂工。全部职员超过100名。
检查站所有征税收据和账簿由漕运总督签发，受其严密监督。
尽管明代官僚体制被严格地划分为几部分。
文官系统和军事系统之间、京官和地方官之间、尚书大臣和朝廷特派官员之间，明显存在着不可跨越的鸿沟。
然而下层官僚体制，却表现出足够的适应能力，使各个部分能够一直地运作起来。
来自各个对立系统的官吏能够组织在一起。
明朝统治早期，全国税额总数接近2950万石。
1200万石由地方政府支配，作为官俸、行政费、抚恤金和养老金、赈济费、官府学校费和地方粮仓储存费。
另外800万石，主要在华北征收，作为驻守西北前线军队的军粮。
其余不到1000万石的税粮，供中央政府花费，其中120万石给南京，北京所得总数在820万石左右。
稳定性是漕运体系运作的一大显著特点。它基本上反映了明廷努力根据预定计划，固定国库收入和支出。
明初38万世袭军户，十六世纪早期下降到5万户，原因是军户大量逃亡。
“解户”制导致贫困和破产，税粮必须由纳税人运送到目的地。
西北地区不得不从其他地区购买茶叶、盐和纺织材料之类的必需品，又找不到平衡贸易和增加收入的途径，西北地区银两大量外流，导致该地区在随后的时期全面萧条。
早期由于前线地区要用粮食付税，盐商会在边境地区拥有自己的土地。
1492年，明廷宣布用银两支付，盐商从北方地区变卖土地离开。
明王朝由于不能动员地方资源为其目的服务，导致其统治全面削弱。
明廷失败原因起源于其君臣盲目地执行明王朝建立者制定的总计划。
一旦先例确立起来，即使有的并不合理，他们不愿意也无力加以改变。
在明王朝统治后期，虽然已经发现了很多祖制存在不足，但是明廷未采取任何措施加以改进。
同时，看来并无任何其他候补体系取代它。
张居正曾经革除过许多弊政，但张居正在位时间并不久，只有十年不到功夫，张居正一死，又全部复原，甚至变本加厉。
所以大明这条船一直在朝着坏的方向推进。
在宦官催促的影响下，皇帝通常在旧的供应商品之外，命令进贡新品种。
从理论上说，新增加的物品应该从供应地区所承担的土地税中扣除，而实际上，明廷常常“忽视”扣除，有关地区必须毫无补偿地进贡。
而且，先例一开，除非撤销，有关府县就必须维持、继续。
明廷变成一种张开血嘴的庞然大物，迅速吞没了全国的额外生产。
它所设置的宗人府，是成千上万人的“食堂”。
在一定程度上，明廷也变成了消费品的分配中心。把各种各样的供应分配给贵族家庭和政府官员。
这样，明政府就进一步把国家顶层的购买力取消了，私人商业没有什么发展的机会和余地了。
明代官僚反对改变国家的农业大国形象，不愿意去进行任何发展实验；这种情况可以说明他们那个时代的政治观念和思想观念，是缺乏独创性的。
在15世纪早期设置的漕运体系及其附属机构，尽管存在着不足，仍然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是在16世纪，这个体系由于僵化，其中许多设置明显过时了。
到该世纪末和17世纪早期，明代官员明显落后于时代的发展了。
他们管理国家的思想观念和现实之间的断裂，再不能以技术补救来解决了。
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的思想没有活力，已经僵化了。
从茹毛饮血开始，直到火的发现以后，人类才开始进入熟食阶段，而盐作为一种调味品进入人类的生活，实际是较晚的事情。
直至夏朝，盐还是一种仅限于贵族享受的奢侈品。到了商代，盐才为人们所了解，人们甚至用盐来治疗疾病，“以咸养脉”。
周之后，盐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无盐则肿”。
食盐作为烹饪的核心原料，《汉书》则称之为“食者之将”。
在传统农业社会，虽然大部分生产和生活资料都能自给自足，但盐却必须从外界获得，不像粮食，只要有土地和水，就能生产。
在2000多年的中国历史中，食盐对个人是重要的，但对帝国更加重要。
换言之，帝国财政就建立在每个人的舌尖之上。
夏商周三代之时，中国还没有完全进入国家阶段。
周以降，盐作为一种重要的特殊商品引发了一系列政治变革。
依靠民众供养的贵族迅速发现了这一宝贝，于是周天子开始设立盐官。
春秋战国作为中国的黄金时代，政治经济文化都走向早熟，随着盐的普及，盐的来源日益广泛，以崤山、潼关为界，东面以海盐为主，西面以岩盐和池盐为主，南方则多为土盐。
四川自贡以井盐而闻名，江南甚至以盐城命名。
在列国竞争的背景下，产盐的地区和国家依靠这项自然资源大发横财。
与此同时，一些商人也依靠盐而平地暴富，如猗顿就依靠贩卖河东池盐，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代富可敌国的大盐商。
到了春秋中期，法家崛起，提出“利出一孔”思想的管仲率先在齐国对食盐实行官方专营，开了中国历史上长达2000多年的食盐财政之先河。
“量其重，计其赢，民得其七，君得其三”。
夺私有为官有，变税收为垄断，官府的垄断权力从政治延伸到经济领域，财政汲取能力大大增强，巨额财政利益达到了富国弱民抑商的多重效果。
《管子·海王篇》中说，国家征房屋税，人们会毁掉房屋；征树木税，人们会砍掉树木；征六畜税，人们会杀掉牲畜；征人口税，人们会拒绝生育。
只有国家垄断食盐，人民才无法逃避。因此，盐就成为最理想的税收工具。
人人都离不开盐，这就决定了谁也逃不了税收。
管仲食盐官营的“官山海”计划出笼后，齐国的盐价飞涨至它国数十倍。
在盐专卖制度下，盐的生产、销售和定价都由官府组织执行，导致其商品属性退化。
盐再贵，人还是要吃盐，民众的财富通过盐这个媒介迅速流进齐桓公的金库。
司马迁在《史记》中评价道：“齐桓公用管仲之谋，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以朝诸侯，用区区之齐显成霸名。”
从齐国始，食盐成为国家统治的根本，秦时盐利更是20倍于古。一个偌大帝国，在接下来的长达2000多年的时间里，竟然依靠普罗大众每日必需的小小调味品来支撑，这不能不说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
汉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汉武帝正式实行盐铁专卖政策，“笼天下盐铁”，由政府募民煎盐，食盐官收、官运、官销。
在27个郡共设盐官36处，主要分布在沿海、西北和西南产盐区。桑弘羊历任大司农中丞、大司农、御史大夫等重要职务，掌管天下财政大权40余年，是盐铁国策的主要策划者。
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二月，在汉昭帝的主持下，从全国各地赶来的60多位民间知识分子，与御史大夫桑弘羊就盐铁官营展开辩论，这就是著名的盐铁会议。
这次盐铁会议其实是法家与儒家的辩论，结果是鸡同鸭讲，没有达成任何结果，唯一的收获或是作为会议记录的《盐铁论》。
“外不障海泽以便民用，内不禁刀币以通民施”，儒士们所提出这种自由经济主张，与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体现的商业思想一样，完全吻合1800多年后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和小政府理论。
三国时期，魏蜀吴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斗争不断，食盐几乎被视为国家的生命线，“夫盐，国之大宝也。”
两晋以后，盐业专卖制度进一步加强，《晋令》载：“凡民不得私煮盐，犯者四岁刑期，主吏二岁刑。”
唐朝的盐利收入达到了“中央实际总收入的二分之一或至少达... -->>
“兵部海防衙门？兵部海防大臣？”朱由校重复了一句，并且皱了皱眉头，并没有直接回答韦宝的话。
韦宝心中一惊，和之前想的一样，这个朱由校，果然不是什么完全不管事的人，他只是受挫折受多了，管怕了，觉得躲在幕后，让魏忠贤在前面折腾，要远比他自己亲自上阵好的多而已。
但是关乎到财政和军事上的举措，朱由校是很小心的。
朱由校不吭声，韦宝也不催促他，继续做自己的木工活，仿佛刚才啥也没有说过一般。
两个人一时间似乎没话说了。
朱由校心里有本账，韦宝现在的官职是翰林院侍读学士、内阁中书舍人掌制、都察院经历司经历、大理寺左寺丞。
虽然有四个职衔，但是前面两个都是虚职文官，并没有什么权力，只是方便入宫，而后面两个是实权文官，但都是司法衙门，只是监督百官，清查律法，况且是京官，容易掌控。
但是韦宝主动要求设立的这个什么兵部海防衙门就牵涉到很多事情了，首先是海路将被开通，将打破大明一贯的海禁策略，其次是增设一道兵部衙门，也意味着多出一支人马来。韦宝说是他出钱，但是朝廷的军队，怎么可能让一个私人出钱养活？那样的话，到底这支军队算是你韦宝的军队，还是算大明朝廷的军队呢、
朱由校是贪玩，是受不了挫折，是没有政治天赋，但并不是傻，皇家的人，基因普遍是优良的，绝对不能说不聪明。
“韦爱卿，设置兵部海防衙门这个事情，朕会考虑的。此事关系重大，不能仓促决断，必须交内阁商议。”朱由校道：“而且，朕看来，很难！大明一向依靠的是漕运，突然开海运，牵扯到了许多人的利益，怕惹出乱子来。”
韦宝大概料到皇帝会这么说，并没有着急，就怕你不开口，而不怕你抵触！
开口的抵触和不开口的抵触还是有分别的，只要肯开口，就证明有去想过，而不是拒绝去想。
明政府倾向于在前台维持一套僵硬的官僚体制，在后台进行调整和控制。
虽然明廷因实际情况而不得不做一些改革，但在同时又尽力维持已经设置起来的官僚体制，甚至为此不惜折中解决官员职能。
这样，虽然例外增加了一些临时性机构，但明廷从未设法对政府机构做定期调整，总是继续维持着官僚体制的表面性。
存在着职责规定不明、职务断裂、双套中央政府机构、机构重叠之类的毛病。
漕运总督一职的职责没有清楚地规定，担任者就有机会显示自己的个人特性。
既然此职的职掌五花八门，这就需要任职者的才能全面，能够发挥自己的创造性。
事实证明，担任此职的，从整体来看，都是一些精力充沛、意志坚定、处事果断的官员。
在原本的历史中，在大明王朝的八十多名漕运总督中，有32位随后成为内阁成员。
现在的漕运总督实际上就由冯铨兼任。
考虑明代内阁职位经常被势力强大的人物长时期独占，这个纪录就值得注意。
明政府在清江浦设有检查站，负责征税、打造船只。
原来的货物税，实物征收，包括木材、竹子、铸铁、石灰、麻、煤和桐油。
其他物品则由淮安府负责征收通行税。
检查站官吏由淮安知府派任首席代表、办事吏员，工部清江浦分司郎中派任副官，山阳县派遣卫兵和勤杂工。全部职员超过100名。
检查站所有征税收据和账簿由漕运总督签发，受其严密监督。
尽管明代官僚体制被严格地划分为几部分。
文官系统和军事系统之间、京官和地方官之间、尚书大臣和朝廷特派官员之间，明显存在着不可跨越的鸿沟。
然而下层官僚体制，却表现出足够的适应能力，使各个部分能够一直地运作起来。
来自各个对立系统的官吏能够组织在一起。
明朝统治早期，全国税额总数接近2950万石。
1200万石由地方政府支配，作为官俸、行政费、抚恤金和养老金、赈济费、官府学校费和地方粮仓储存费。
另外800万石，主要在华北征收，作为驻守西北前线军队的军粮。
其余不到1000万石的税粮，供中央政府花费，其中120万石给南京，北京所得总数在820万石左右。
稳定性是漕运体系运作的一大显著特点。它基本上反映了明廷努力根据预定计划，固定国库收入和支出。
明初38万世袭军户，十六世纪早期下降到5万户，原因是军户大量逃亡。
“解户”制导致贫困和破产，税粮必须由纳税人运送到目的地。
西北地区不得不从其他地区购买茶叶、盐和纺织材料之类的必需品，又找不到平衡贸易和增加收入的途径，西北地区银两大量外流，导致该地区在随后的时期全面萧条。
早期由于前线地区要用粮食付税，盐商会在边境地区拥有自己的土地。
1492年，明廷宣布用银两支付，盐商从北方地区变卖土地离开。
明王朝由于不能动员地方资源为其目的服务，导致其统治全面削弱。
明廷失败原因起源于其君臣盲目地执行明王朝建立者制定的总计划。
一旦先例确立起来，即使有的并不合理，他们不愿意也无力加以改变。
在明王朝统治后期，虽然已经发现了很多祖制存在不足，但是明廷未采取任何措施加以改进。
同时，看来并无任何其他候补体系取代它。
张居正曾经革除过许多弊政，但张居正在位时间并不久，只有十年不到功夫，张居正一死，又全部复原，甚至变本加厉。
所以大明这条船一直在朝着坏的方向推进。
在宦官催促的影响下，皇帝通常在旧的供应商品之外，命令进贡新品种。
从理论上说，新增加的物品应该从供应地区所承担的土地税中扣除，而实际上，明廷常常“忽视”扣除，有关地区必须毫无补偿地进贡。
而且，先例一开，除非撤销，有关府县就必须维持、继续。
明廷变成一种张开血嘴的庞然大物，迅速吞没了全国的额外生产。
它所设置的宗人府，是成千上万人的“食堂”。
在一定程度上，明廷也变成了消费品的分配中心。把各种各样的供应分配给贵族家庭和政府官员。
这样，明政府就进一步把国家顶层的购买力取消了，私人商业没有什么发展的机会和余地了。
明代官僚反对改变国家的农业大国形象，不愿意去进行任何发展实验；这种情况可以说明他们那个时代的政治观念和思想观念，是缺乏独创性的。
在15世纪早期设置的漕运体系及其附属机构，尽管存在着不足，仍然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是在16世纪，这个体系由于僵化，其中许多设置明显过时了。
到该世纪末和17世纪早期，明代官员明显落后于时代的发展了。
他们管理国家的思想观念和现实之间的断裂，再不能以技术补救来解决了。
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的思想没有活力，已经僵化了。
从茹毛饮血开始，直到火的发现以后，人类才开始进入熟食阶段，而盐作为一种调味品进入人类的生活，实际是较晚的事情。
直至夏朝，盐还是一种仅限于贵族享受的奢侈品。到了商代，盐才为人们所了解，人们甚至用盐来治疗疾病，“以咸养脉”。
周之后，盐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无盐则肿”。
食盐作为烹饪的核心原料，《汉书》则称之为“食者之将”。
在传统农业社会，虽然大部分生产和生活资料都能自给自足，但盐却必须从外界获得，不像粮食，只要有土地和水，就能生产。
在2000多年的中国历史中，食盐对个人是重要的，但对帝国更加重要。
换言之，帝国财政就建立在每个人的舌尖之上。
夏商周三代之时，中国还没有完全进入国家阶段。
周以降，盐作为一种重要的特殊商品引发了一系列政治变革。
依靠民众供养的贵族迅速发现了这一宝贝，于是周天子开始设立盐官。
春秋战国作为中国的黄金时代，政治经济文化都走向早熟，随着盐的普及，盐的来源日益广泛，以崤山、潼关为界，东面以海盐为主，西面以岩盐和池盐为主，南方则多为土盐。
四川自贡以井盐而闻名，江南甚至以盐城命名。
在列国竞争的背景下，产盐的地区和国家依靠这项自然资源大发横财。
与此同时，一些商人也依靠盐而平地暴富，如猗顿就依靠贩卖河东池盐，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代富可敌国的大盐商。
到了春秋中期，法家崛起，提出“利出一孔”思想的管仲率先在齐国对食盐实行官方专营，开了中国历史上长达2000多年的食盐财政之先河。
“量其重，计其赢，民得其七，君得其三”。
夺私有为官有，变税收为垄断，官府的垄断权力从政治延伸到经济领域，财政汲取能力大大增强，巨额财政利益达到了富国弱民抑商的多重效果。
《管子·海王篇》中说，国家征房屋税，人们会毁掉房屋；征树木税，人们会砍掉树木；征六畜税，人们会杀掉牲畜；征人口税，人们会拒绝生育。
只有国家垄断食盐，人民才无法逃避。因此，盐就成为最理想的税收工具。
人人都离不开盐，这就决定了谁也逃不了税收。
管仲食盐官营的“官山海”计划出笼后，齐国的盐价飞涨至它国数十倍。
在盐专卖制度下，盐的生产、销售和定价都由官府组织执行，导致其商品属性退化。
盐再贵，人还是要吃盐，民众的财富通过盐这个媒介迅速流进齐桓公的金库。
司马迁在《史记》中评价道：“齐桓公用管仲之谋，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以朝诸侯，用区区之齐显成霸名。”
从齐国始，食盐成为国家统治的根本，秦时盐利更是20倍于古。一个偌大帝国，在接下来的长达2000多年的时间里，竟然依靠普罗大众每日必需的小小调味品来支撑，这不能不说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
汉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汉武帝正式实行盐铁专卖政策，“笼天下盐铁”，由政府募民煎盐，食盐官收、官运、官销。
在27个郡共设盐官36处，主要分布在沿海、西北和西南产盐区。桑弘羊历任大司农中丞、大司农、御史大夫等重要职务，掌管天下财政大权40余年，是盐铁国策的主要策划者。
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二月，在汉昭帝的主持下，从全国各地赶来的60多位民间知识分子，与御史大夫桑弘羊就盐铁官营展开辩论，这就是著名的盐铁会议。
这次盐铁会议其实是法家与儒家的辩论，结果是鸡同鸭讲，没有达成任何结果，唯一的收获或是作为会议记录的《盐铁论》。
“外不障海泽以便民用，内不禁刀币以通民施”，儒士们所提出这种自由经济主张，与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体现的商业思想一样，完全吻合1800多年后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和小政府理论。
三国时期，魏蜀吴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斗争不断，食盐几乎被视为国家的生命线，“夫盐，国之大宝也。”
两晋以后，盐业专卖制度进一步加强，《晋令》载：“凡民不得私煮盐，犯者四岁刑期，主吏二岁刑。”
唐朝的盐利收入达到了“中央实际总收入的二分之一或至少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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