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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亲自设计、制定了几项重要的政治制度，对以往政治制度进行了大胆的变革和创新。
洪武十三年，以宰相胡惟庸谋反伏诛，朱八八同学于是废去丞相一职，子孙不得复立。
秦、汉以来实行一千六百馀年的丞相制度自此废除，六部直接向皇帝负责，相权与君权合而为一。
明朝皇帝大权独揽，在世界政治史上只有路易十四时期的朕即国家可以类比。
在世界政治史上明朝的政治体系也属于罕见的专制政体，施行军权、行政权、监察权三权分立的国家体制，后期由于监察权被废止，国体失衡很快衰败。
由于国家事务繁多，皇帝无法处理，洪武十五年九月罢四辅官，仿宋殿阁制设内阁。其后的清朝也大多继承明朝的政治制度。
内阁只为皇帝的顾问，相当于幕僚长的职务，但后来内阁的地位逐渐提高，内阁首辅成为事实上的宰相，“虽无宰相之名，但有宰相之实”。
奏章的批答为皇帝的专责。内阁大学士一职多以硕德宿儒或朝中大臣担任，只照皇帝的意旨写出，称“传旨当笔”，权力及地位远远不及过去的宰相，只有黑市地位，而没有法定地位。
宣宗（朱瞻基）时期，由于杨溥、杨士奇、杨荣等三杨入阁，宣宗批准内阁在奏章上以条旨陈述己见，称为“票拟”制度，又授予宦官机构司礼监“批朱”。票拟之法补救可君主不愿面见阁臣之弊，但内阁大臣与皇帝沟通，全赖司礼监。
由是开启明朝宦官专政之大门。
为加强对全国臣民的监视，明太祖还设立特务机构锦衣卫，明成祖又设立东厂，明宪宗再设西厂，合称“厂卫”，由宦官统领，自此明朝宦官之权势无以复加。
文官集团的崛起和成熟，逐渐成为左右朝廷政策的强大力量，甚至皇帝本人在面对这种朝臣的压力之时，也不能不有所顾忌。
到了弘治以后，情况就已经是明朝皇帝没有办法控制的了。
皇帝已经变成了权力的来源和象征，但他们做任何的事情都已经没有办法自由。
比如武宗南巡，权力意识大增的大臣们全体反对。
嘉靖的大礼仪事件、万历的国本之争。
此时，明朝的皇帝们已经变成了退居幕后的国家最高统治者，但是行政权已经几乎完全的落在了内阁和六部的手里。
以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组成的言官队伍，这批人在本朝品位虽卑，但政治地位却很高，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他们上则规谏皇帝，左右言路，下则弹劾、纠察百司、百官，巡视、按察地方吏治等。
大凡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衙门，从皇帝到百官，从国家大事到社会生活，都在言官的监察范围，既威慑百官安分守道、各司其职，也要求皇帝本人的所作所为应该符合天道本身。
除了言官之外，翰林院、六部、内阁等官员也多次成为诤谏刺劾的主力军。
1577年，张居正父亲去世，按例应回乡丁忧，然而在皇帝挽留下夺情留任；朝中其他大臣认为本朝以孝为大，张居正不应眷念职位。愤怒的官员决定参劾首辅大臣。先是两位翰林，后是两位刑部官员，冒着受到皇帝严厉处罚的风险，上奏参劾张居正。虽然四位官员果然受到杖刑，却在朝内赢得了忠臣的好名声。
这也不是皇帝昏庸和懒惰造成的，明朝中期的很多皇帝们都因为要权力和大臣们进行过殊死的斗争，皇帝是权力的来源，他可以给人权力也可以剥夺权力，并且掌握人的生死，这是他唯一可以威胁大臣的地方。
但是偏偏明朝的大臣不怕死，而皇帝撤换了一个大臣，会有更多的大臣站出来维护这个集体的权力。
所以皇帝也苦于要不回自己作为统治者的行政权力，只能逐渐的退居深宫，做最高的决议人。而所谓廷议这种事情已经不太需要皇帝的参加了。
明朝皇帝个人的自由到最后已经是狭小到无以复加了。
甚至连立储君这样的事情也没有自由。万历的国本之争对比康熙随心所欲的换太子，可知万历做皇帝的难处！
明末在各项制度上已经接近于早期欧洲的君主立宪，正如欧洲君主国家的储君们被选择出来需要经过内阁的批准。
明朝的太子被立出来是也要获得内阁的首肯的，在中国历史上，明朝还是首例，连立储君都身不由己。
明朝的皇帝们，他们的早期都曾经试图确立以自己的想法来实施的政治制度，但无一例外的被大臣们驳回，除非他们不顾舆论的压力，对大臣进行残酷的屠杀以换取自己的的权力。
但是在明朝这样做的可能性很小，嘉靖的开始的屠杀并没有吓倒明朝的大臣，倒最终吓倒了皇帝自己。这些明朝皇帝们，一个个在深宫打发这自己无聊的岁月的时候，其实大部分的人心中，是很无奈的。
明朝的体制决定了皇帝交出行政权力对这个国家的运作更加的有利。
总之明朝皇帝想要行使权利，有诸多掣肘。
魏忠贤的出现打乱了明朝的文官治国体系，在他疯狂的屠杀迫害之后，行政权力转移到宦官，大臣的权力被剥夺。
明朝的宦官专权实际上是皇帝想夺回权力的工具。
宦官们惟利是图，被阉了后只有依靠皇权才能生存，除了皇宫连谋生的本领都没有。
而且，对于那些宦官，如果皇帝嫌他权利太大，与之形成矛盾，皇帝不高兴了一纸诏书就可以扳倒，因为这时皇帝就与内阁和大臣一边了。
这绝非唐朝时，宦官权利大到可以杀皇帝可比。
比如英宗于曹吉祥，宪宗于汪直，武宗于刘瑾，思宗于魏忠贤，无不如是。
所以韦宝觉得大明的体制其实很先进，缰绳都捏在皇帝手里！
反正就大明目前的情况看，魏忠贤当权，绝对比东林党祸国殃民要更利于大明的稳定。
但有利也有弊，不是这套体系，文官的权力也不会这么膨胀。
明朝的政治制度使得明朝精英阶层空前膨胀，以及精英阶层确立了独立性，无论是经济上的独立性，还是思想上的独立性都在不断加强。
单个精英或精英团体与君主或皇帝的利益，与帝国的利益越来越难协调一致；而君主的权威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在逐渐下降。
因此，出现了明朝皇帝越来越难以控制文官集团，越来越难以随心所欲。
维护君主，打击精英，反历史潮流而动，严重破坏生产力，破坏经济和社会的健康稳定成为历史必然。
但韦宝还是觉得明朝政治制度比以往历代都更完备，其中异于历代而影响最大的，当首推丞相制的废除与内阁制的设立。
历史上多有相权对于皇权的威胁，明代丞相制的被永远废弃，是皇权对于相权取得的彻底胜利。
但是，偌大的政务丛杂，皇帝绝不可能凡事亲裁，只得设立内阁助理。
这情况决定了，一方面，内阁从一开始就是不定性的，职权并不明朗，以后事实亦表明，内阁纵然得到皇帝青睐，得到迅速发展，但始终没有法定的地位，不能正式统率六部百司。
另一方面，皇帝虽然离不开内阁，但仍然顾忌内阁会演化成为事实上的丞相，威权震主，于是以司礼监加以牵制，出现“外相”和“内相”并存，而内相往往以亲近皇帝更为得势的局面。
从总体而言，历代丞相多是饱受儒学熏陶、文化层次较高的有识之士，其忠君、忧国忧民的观念虽然有很大的阶级局限性，但毕竟还是存在的。
而司礼监的太监则多是文化素质低下，由于种种不固定的因素而得到皇帝宠幸的，其中不乏狡诈之徒，这样的人与内阁内外共事，本身就只能对阁权的妨碍与牵制，易于出现宦官口衔天宪，控制内阁的局面，宦官一再擅权，正是明代政治日更黑暗乃至不可收拾的重要原因。
韦宝觉得，大明的体系是很好的，只是操作难道比较大。
倘若没有万历瞎搞了几十年，加上明末的天灾。
大明这套自行运转程度极高的体系，再混个三百年都不成问题。
只要出一个明君，配合全世界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搞不好大明就是全世界最先君主立宪，最先进入工业化的国家。
可惜，这种明君的要求太高了！
明君是很难出，躲入深宫躲清闲，荒废皇权，任由宦官和文官集团闹的不可开交的皇帝却很容易出，而且，一个比一个过分。
到了崇祯小哥这头，虽然一改哥哥、爸爸、爷爷、太爷爷的毛病，勤勉于政务，可惜，不知道该说大明病入膏肓，为时已晚，还是该说这位小哥的政治天赋实在太差。
崇祯小哥憋足了劲要振兴大明，却让大明在他手上每况愈下，直到大厦倾倒。
后世很多人，包括韦宝都认为，若是天启不死，魏忠贤一直当权，大明不会那么快垮台，毕竟魏忠贤掌控天下，掌控朝局的能力和手腕，韦宝是看得见的。
皇权、宦官、文官集团配合的好，实在太难了，要求三个位置都有厉害的人。
在韦宝看来，万历早起，万历的娘李娘娘暂管皇权，冯宝的宦官大位，张居正的文官集团大位，应该算是最强配置了，使得大明出现了一段少有的中兴。
隆庆六年，张居正代高拱为内阁首辅，一切军政大事均由张居正主持裁决，任内阁首辅十年，实行一系列改革措施。财政上，清仗田地、推行“一条鞭法”，总括赋、役，皆以银缴，太仓粟可支十年，周寺积金，至四百余万；军事上，任用戚继光、李成梁等名将镇北边，用凌云翼、殷正茂等平定西南叛乱；吏治上，实行综核名实，采取“考成法”考核各级官吏，“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政体为之肃然。
张居正是明代唯一的大政治家。
汉以后二千余年人物，真有公诚之心，刚大之气，而其前识识远见，灼然於国覆种奴之祸，已深伏於举世昏偷，苟安无事之日。毅然以一身担当天下安危，任劳任怨，不疑不布，卒能扶危定倾，克成本原者，余考之前史，江陵一人而已。
以施政的成绩而论，张居正不仅是明朝的唯一大政治家，也是汉朝以来所少有的。
诸葛亮和王安石二人，勉强可以与他相比。
诸葛亮的处境比张居正苦，不曾有机会施展其经纶于全中国。
王安石富于理想，而拙于实行，有本事获得宋神宗的信任，而没有才干综核僚佐与地方官的名实。
所以，韦宝甚至觉得张居正是整个华夏历史上伟大的政治家，改革家，可以与商君并列。
让大明这么一辆大车中兴，从走偏的道路上拉回来，这真... -->>
朱元璋亲自设计、制定了几项重要的政治制度，对以往政治制度进行了大胆的变革和创新。
洪武十三年，以宰相胡惟庸谋反伏诛，朱八八同学于是废去丞相一职，子孙不得复立。
秦、汉以来实行一千六百馀年的丞相制度自此废除，六部直接向皇帝负责，相权与君权合而为一。
明朝皇帝大权独揽，在世界政治史上只有路易十四时期的朕即国家可以类比。
在世界政治史上明朝的政治体系也属于罕见的专制政体，施行军权、行政权、监察权三权分立的国家体制，后期由于监察权被废止，国体失衡很快衰败。
由于国家事务繁多，皇帝无法处理，洪武十五年九月罢四辅官，仿宋殿阁制设内阁。其后的清朝也大多继承明朝的政治制度。
内阁只为皇帝的顾问，相当于幕僚长的职务，但后来内阁的地位逐渐提高，内阁首辅成为事实上的宰相，“虽无宰相之名，但有宰相之实”。
奏章的批答为皇帝的专责。内阁大学士一职多以硕德宿儒或朝中大臣担任，只照皇帝的意旨写出，称“传旨当笔”，权力及地位远远不及过去的宰相，只有黑市地位，而没有法定地位。
宣宗（朱瞻基）时期，由于杨溥、杨士奇、杨荣等三杨入阁，宣宗批准内阁在奏章上以条旨陈述己见，称为“票拟”制度，又授予宦官机构司礼监“批朱”。票拟之法补救可君主不愿面见阁臣之弊，但内阁大臣与皇帝沟通，全赖司礼监。
由是开启明朝宦官专政之大门。
为加强对全国臣民的监视，明太祖还设立特务机构锦衣卫，明成祖又设立东厂，明宪宗再设西厂，合称“厂卫”，由宦官统领，自此明朝宦官之权势无以复加。
文官集团的崛起和成熟，逐渐成为左右朝廷政策的强大力量，甚至皇帝本人在面对这种朝臣的压力之时，也不能不有所顾忌。
到了弘治以后，情况就已经是明朝皇帝没有办法控制的了。
皇帝已经变成了权力的来源和象征，但他们做任何的事情都已经没有办法自由。
比如武宗南巡，权力意识大增的大臣们全体反对。
嘉靖的大礼仪事件、万历的国本之争。
此时，明朝的皇帝们已经变成了退居幕后的国家最高统治者，但是行政权已经几乎完全的落在了内阁和六部的手里。
以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组成的言官队伍，这批人在本朝品位虽卑，但政治地位却很高，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他们上则规谏皇帝，左右言路，下则弹劾、纠察百司、百官，巡视、按察地方吏治等。
大凡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衙门，从皇帝到百官，从国家大事到社会生活，都在言官的监察范围，既威慑百官安分守道、各司其职，也要求皇帝本人的所作所为应该符合天道本身。
除了言官之外，翰林院、六部、内阁等官员也多次成为诤谏刺劾的主力军。
1577年，张居正父亲去世，按例应回乡丁忧，然而在皇帝挽留下夺情留任；朝中其他大臣认为本朝以孝为大，张居正不应眷念职位。愤怒的官员决定参劾首辅大臣。先是两位翰林，后是两位刑部官员，冒着受到皇帝严厉处罚的风险，上奏参劾张居正。虽然四位官员果然受到杖刑，却在朝内赢得了忠臣的好名声。
这也不是皇帝昏庸和懒惰造成的，明朝中期的很多皇帝们都因为要权力和大臣们进行过殊死的斗争，皇帝是权力的来源，他可以给人权力也可以剥夺权力，并且掌握人的生死，这是他唯一可以威胁大臣的地方。
但是偏偏明朝的大臣不怕死，而皇帝撤换了一个大臣，会有更多的大臣站出来维护这个集体的权力。
所以皇帝也苦于要不回自己作为统治者的行政权力，只能逐渐的退居深宫，做最高的决议人。而所谓廷议这种事情已经不太需要皇帝的参加了。
明朝皇帝个人的自由到最后已经是狭小到无以复加了。
甚至连立储君这样的事情也没有自由。万历的国本之争对比康熙随心所欲的换太子，可知万历做皇帝的难处！
明末在各项制度上已经接近于早期欧洲的君主立宪，正如欧洲君主国家的储君们被选择出来需要经过内阁的批准。
明朝的太子被立出来是也要获得内阁的首肯的，在中国历史上，明朝还是首例，连立储君都身不由己。
明朝的皇帝们，他们的早期都曾经试图确立以自己的想法来实施的政治制度，但无一例外的被大臣们驳回，除非他们不顾舆论的压力，对大臣进行残酷的屠杀以换取自己的的权力。
但是在明朝这样做的可能性很小，嘉靖的开始的屠杀并没有吓倒明朝的大臣，倒最终吓倒了皇帝自己。这些明朝皇帝们，一个个在深宫打发这自己无聊的岁月的时候，其实大部分的人心中，是很无奈的。
明朝的体制决定了皇帝交出行政权力对这个国家的运作更加的有利。
总之明朝皇帝想要行使权利，有诸多掣肘。
魏忠贤的出现打乱了明朝的文官治国体系，在他疯狂的屠杀迫害之后，行政权力转移到宦官，大臣的权力被剥夺。
明朝的宦官专权实际上是皇帝想夺回权力的工具。
宦官们惟利是图，被阉了后只有依靠皇权才能生存，除了皇宫连谋生的本领都没有。
而且，对于那些宦官，如果皇帝嫌他权利太大，与之形成矛盾，皇帝不高兴了一纸诏书就可以扳倒，因为这时皇帝就与内阁和大臣一边了。
这绝非唐朝时，宦官权利大到可以杀皇帝可比。
比如英宗于曹吉祥，宪宗于汪直，武宗于刘瑾，思宗于魏忠贤，无不如是。
所以韦宝觉得大明的体制其实很先进，缰绳都捏在皇帝手里！
反正就大明目前的情况看，魏忠贤当权，绝对比东林党祸国殃民要更利于大明的稳定。
但有利也有弊，不是这套体系，文官的权力也不会这么膨胀。
明朝的政治制度使得明朝精英阶层空前膨胀，以及精英阶层确立了独立性，无论是经济上的独立性，还是思想上的独立性都在不断加强。
单个精英或精英团体与君主或皇帝的利益，与帝国的利益越来越难协调一致；而君主的权威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在逐渐下降。
因此，出现了明朝皇帝越来越难以控制文官集团，越来越难以随心所欲。
维护君主，打击精英，反历史潮流而动，严重破坏生产力，破坏经济和社会的健康稳定成为历史必然。
但韦宝还是觉得明朝政治制度比以往历代都更完备，其中异于历代而影响最大的，当首推丞相制的废除与内阁制的设立。
历史上多有相权对于皇权的威胁，明代丞相制的被永远废弃，是皇权对于相权取得的彻底胜利。
但是，偌大的政务丛杂，皇帝绝不可能凡事亲裁，只得设立内阁助理。
这情况决定了，一方面，内阁从一开始就是不定性的，职权并不明朗，以后事实亦表明，内阁纵然得到皇帝青睐，得到迅速发展，但始终没有法定的地位，不能正式统率六部百司。
另一方面，皇帝虽然离不开内阁，但仍然顾忌内阁会演化成为事实上的丞相，威权震主，于是以司礼监加以牵制，出现“外相”和“内相”并存，而内相往往以亲近皇帝更为得势的局面。
从总体而言，历代丞相多是饱受儒学熏陶、文化层次较高的有识之士，其忠君、忧国忧民的观念虽然有很大的阶级局限性，但毕竟还是存在的。
而司礼监的太监则多是文化素质低下，由于种种不固定的因素而得到皇帝宠幸的，其中不乏狡诈之徒，这样的人与内阁内外共事，本身就只能对阁权的妨碍与牵制，易于出现宦官口衔天宪，控制内阁的局面，宦官一再擅权，正是明代政治日更黑暗乃至不可收拾的重要原因。
韦宝觉得，大明的体系是很好的，只是操作难道比较大。
倘若没有万历瞎搞了几十年，加上明末的天灾。
大明这套自行运转程度极高的体系，再混个三百年都不成问题。
只要出一个明君，配合全世界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搞不好大明就是全世界最先君主立宪，最先进入工业化的国家。
可惜，这种明君的要求太高了！
明君是很难出，躲入深宫躲清闲，荒废皇权，任由宦官和文官集团闹的不可开交的皇帝却很容易出，而且，一个比一个过分。
到了崇祯小哥这头，虽然一改哥哥、爸爸、爷爷、太爷爷的毛病，勤勉于政务，可惜，不知道该说大明病入膏肓，为时已晚，还是该说这位小哥的政治天赋实在太差。
崇祯小哥憋足了劲要振兴大明，却让大明在他手上每况愈下，直到大厦倾倒。
后世很多人，包括韦宝都认为，若是天启不死，魏忠贤一直当权，大明不会那么快垮台，毕竟魏忠贤掌控天下，掌控朝局的能力和手腕，韦宝是看得见的。
皇权、宦官、文官集团配合的好，实在太难了，要求三个位置都有厉害的人。
在韦宝看来，万历早起，万历的娘李娘娘暂管皇权，冯宝的宦官大位，张居正的文官集团大位，应该算是最强配置了，使得大明出现了一段少有的中兴。
隆庆六年，张居正代高拱为内阁首辅，一切军政大事均由张居正主持裁决，任内阁首辅十年，实行一系列改革措施。财政上，清仗田地、推行“一条鞭法”，总括赋、役，皆以银缴，太仓粟可支十年，周寺积金，至四百余万；军事上，任用戚继光、李成梁等名将镇北边，用凌云翼、殷正茂等平定西南叛乱；吏治上，实行综核名实，采取“考成法”考核各级官吏，“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政体为之肃然。
张居正是明代唯一的大政治家。
汉以后二千余年人物，真有公诚之心，刚大之气，而其前识识远见，灼然於国覆种奴之祸，已深伏於举世昏偷，苟安无事之日。毅然以一身担当天下安危，任劳任怨，不疑不布，卒能扶危定倾，克成本原者，余考之前史，江陵一人而已。
以施政的成绩而论，张居正不仅是明朝的唯一大政治家，也是汉朝以来所少有的。
诸葛亮和王安石二人，勉强可以与他相比。
诸葛亮的处境比张居正苦，不曾有机会施展其经纶于全中国。
王安石富于理想，而拙于实行，有本事获得宋神宗的信任，而没有才干综核僚佐与地方官的名实。
所以，韦宝甚至觉得张居正是整个华夏历史上伟大的政治家，改革家，可以与商君并列。
让大明这么一辆大车中兴，从走偏的道路上拉回来，这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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